一九二五年冬末，长沙西长街的纸灯被冷雨打得东倒西歪，城防营值夜的哨兵却还在抱怨军饷两月未发。对赵恒惕而言，这不是新鲜事，而是一声刺耳的警钟。自他一九二一年接替张敬尧以来，最担心的正是钱粮断档——在民国军政棋局中，没有银元，一切雄心都只剩空壳。
赵恒惕早年出身淮系，受北洋编制熏陶，官场手腕可圈可点。他到湖南后刻意淡化个人军阀色彩，提出“联省自治”“中立自保”，想将湘省拉出南北混战的泥潭。很多地方士绅对这番话并不反感，毕竟谁都厌倦了炮声。然而，要平衡京津的吴佩孚与南方的孙传芳，再兼顾日益高涨的民众思潮，技巧再高也敌不过现实：财政空虚。
为了稳住军心，他在长沙练兵场频频检阅，连同乡报都夸他“治军严明”。可账本不会说谎，士兵每月三块大洋的津贴屡屡拖欠，哨所里时常传来窃窃私语：“还不给钱，不如投唐司令。”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赵恒惕的耳朵。
唐生智此时在衡阳，名义上不过第六师师长，却已暗中成了“湘南土皇帝”。唐家人丁兴旺，又善营商；衡阳烟叶、锡矿利润丰厚，他抓税务、办工厂，金流哗啦啦进账。有意思的是，广西的新桂系也瞄准了这位同龄人，李宗仁不声不响送来一笔银元，还派参谋团授意“君可自强，更上层楼”。唐生智心领神会，开始谋划取湘。
湘南旗号简单却管用——“湖南事湖南人自己摆平”。在讲究乡土血缘的本地社会，这八个字比任何政治纲领都直白。长沙学联、湘乡会馆的绅士们暗暗附和；一部分旧军官、退伍兵也循着饷银流向衡阳。赵恒惕内线日夜催款，库房却只剩破旧现洋和皱巴巴的公债券，他的防线因此千疮百孔。
进入一九二六年二月，北伐军已在韶关集结，北面阎锡山与冯玉祥纠缠不休，时局更显诡谲。唐生智认定“此刻不动，良机即逝”，于是南军北上。三月初三，第一道急电冲进督军署，“唐部已抵耒阳”，赵恒惕脸色铁青，只留下短促吩咐：“整备退路”。幕僚却嘀咕：“主座，长沙怕是守不住了。”
对峙仅持续半月不到。赵恒惕手中数个团兵饷久缺，士气跌谷底；唐部节节推进，还配合工会学生在城内呼号。三月十八日清晨，赵恒惕乘火车南下株洲，再转汉口船离开湖南，夜色中没回头。第二天，他在武昌发出电文，宣布“为湘省和平，兹即辞职”，北洋系在湖南最后的旗帜悄然降下。
“别怪我，国将不国，各自为安。”几个月后，唐生智在一次筵席上低声对旧同僚如此解释。这两句对话后来被记进了《唐公年谱》，也让外界瞥见军阀世界的寒凉。事实上，他接手省政后不过半年，就迎来了蒋介石北伐军的急行军，被迫向国民革命军低头，宣誓“服从国民政府命令”。时代潮水，谁能独善其身？
赵恒惕则一路辗转上海、南京，最终在一九三七年前往香港，躲过了抗战初期的风雨。四九年夏天，他随国民政府迁台，时年六十六岁。巧的是，蒋介石对这位旧北洋督军并无旧怨，反而念他曾在二十年代暗助过“以湘定国”的设想，加之宋子文曾为其经办保安借款，双方有了“薄情谊”。蒋经国更把他请到阳明山官邸吃饭，敬称“赵老”。有台湾记者问他对湖南旧事何感想，他只是摇头：“乱世上台快，下台更快。”
在台二十余年，他担任国策顾问，偶尔写回忆录，字里行间强调“省自治”的理想。史学界争议不少：有人说他骑墙左右，亦有人肯定其施政比张敬尧温和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湖南近代教育、交通格局多由他奠基，长沙至衡阳的省道就是当年拨款修成的。若无连年战火，那条路原本可以通到桂林与粤北，成为湘南经济大动脉。
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，台北天气转凉。赵恒惕在医院安静离世，享年九十一。蒋经国前来吊唁，挽联写着八字：“砥柱清湘，老成谋国”。或许这八字难言完全恰当，却概括了他半生走走停停的轨迹：从北洋遗臣，到湖南实权者，再到台岛客座长者，他本人言行间的“中庸”和“自保”始终未改。
民国的棋盘翻覆迅疾，赵恒惕被赶走时惊鸿一瞥，唐生智上台的风光也转瞬即逝。湖南这方山水见惯了割据更替，却把他们的姓名一并记在史册。不论褒贬，那些年留下的经济账、兵饷账、血汗账，都在泛黄档案里清清楚楚。历史并不和谁讲情面，只把数字和结果留给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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